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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束縛科研人員的“細繩子”


原文標題:解開束縛科研人員的“細繩子”

原文鏈接://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0/10/358345.shtm

  近日,李克強總理在考察上海交通大學時指出,科技成果轉化講了很多年,但越到科研一線就越會發現,“粗繩子”已經不多了,“細繩子”還大量存在,嚴重束縛着科研人員的手腳。

  10月19日,科技部印發關於《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單位名單》的通知,40家單位被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單位,試點期為3年。

  試點單位將探索建立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的機制和模式,進一步發現並解開束縛科研人員的“細繩子”,激發科研人員創新積極性,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從“要我轉”到“我要轉”

  近年來,國家先後出台了相關政策文件為科技成果轉化“鬆綁”。今年1月17日,教育部發布《關於落實科技成果轉化國有資產管理有關授權政策的通知》,產權登記事項由高校審核後報教育部登記。5月18日,科技部、發展改革委和教育部等9部門聯合印發《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

  “《實施方案》是指揮棒、是燈塔,指引着高校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工作改革的方向。”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產學研處處長李虎告訴《中國科學報》,“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作為試點單位之一,希望可以在上級部門的關心和支持下,將科技成果這一特殊的國有資產與有形國有資產區別對待,及時解決試點過程中的一些難題。”

  李虎認為,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作為一個改革方向,之前主要停留於轉化後賦權,轉化前賦權做的還不夠,尤其是確權登記方面。

  李虎對記者表示,按照《實施方案》的要求,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將建立健全職務科技成果賦權的管理制度、工作流程、收益分配製度和決策機制,以及信息公開制度和盡職免責機制,發揮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的作用,明確轉化科技成果各方的權利和義務,通過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實施產權激勵,用制度和機制保障科研人員擁有“種子”的所有權,激發其創新創業的積極性。

  李虎透露:“學校希望藉助試點單位的契機,深化創新改革,開展賦權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方面的探索和實踐,進一步提升學校科研人員開展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實現從‘要我轉’到‘我要轉’的轉變。”

  當前,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通過與地方政府共建各類獨立法人的科技創新載體,並與創新載體共同擁有知識產權,鼓勵科研教師在創新載體兼職,以人才項目、孵化企業等形式入駐創新載體,進行科技成果轉化。

  “事中賦權”和“部分賦權”

  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助理劉羣彥向《中國科學報》介紹道,上海交通大學在賦權試點方案上,傾向於選擇“事中賦權”和“部分賦權”的措施。

  “事中賦權”是指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賦予科研人員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對於科研人員要求在成果形成前賦權的,可以通過協議進行約定;“部分賦權”則是將科技成果分為不同轉化類別、按照不同比例向科研人員賦予所有權。

  劉羣彥解釋道,之所以採取這種措施,是因為上海交通大學在科技成果轉化,尤其是支持科研人員創業方面已經積累了相對成熟的經驗。

  以“陶鋁新材料”科技成果作價投資項目為例,上海交通大學探索性地提出了一元名義價格向學校持股單位和完成人按比例分割所有權的方式,成功打通了作價投資的路徑,並完成了遞延納税的申請。

  據瞭解,這裏的一元名義價格的分割只是一個過渡性的轉讓流程安排,科研人員在成果轉化取得收益後再按照30%比例向學校支付。

  在縱向項目來源的科技成果分割“賦權”過程中,歷來存在較大爭議。其中,“賦權”事關職務科技成果的國有資產屬性,由於大多數科技成果以知識產權為表現形式,對國有單位來説存在國有資產管理問題。劉羣彥希望通過試點的開展,發揮“先行先試”的政策效應,突破原有政策體系的限制,充分起到激勵教師創業的作用。

  劉羣彥認為,科技成果轉化是涉及原始創新、政策環境、制度建設、商業模式等多方面的綜合性工作,當前在國資管理、税收政策、人才培養、營商環境等各方面尚未形成共識性結論。比如在科技成果轉化領域廣泛接受的專有技術成果,在税收政策領域卻不被接受,導致科研人員在轉化時無法享受税收優惠,就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索解決。

  “賦權是獎勵和激勵手段”

  北京理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副主任陳柏強在看到通知的第一時間重温了《實施方案》裏的賦權要點表示,賦權實際上是對科技成果轉化的一種產權激勵手段,是為了進一步激發科研人員積極性。

  此前,陳柏強發現有相關人員對於賦權存在認識的誤區,誤認為職務科技成果歸個人所有。“實際上《實施方案》對此有明確表述,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仍屬於單位,單位可以結合實際對科研人員實施賦權。但對於具體的案例,賦不賦權,以及如何賦權,由各單位結合實際依法自主決定。”陳柏強説。

  根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各高校院所均可自主開展賦權工作。那麼國家為何還要遴選40家單位進行試點呢?陳柏強認為,這主要是為了引導和鼓勵這些試點單位在法律允許範圍內,進一步豐富激勵手段,並通過實踐檢驗賦權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實際效果。

  結合前期工作實踐,陳柏強表示賦權試點具有現實意義。他介紹,北京理工大學黃廣炎團隊的“柔衞甲”柔性防爆技術產業化項目就得益於賦權的探索。在辦理正式的技術入股手續之前,北京理工大學通過協議授權黃廣炎團隊先行使用職務科技成果,並組建企業實施轉化,再擇機辦理入股手續。“這種處理方式既提高了效率,又保障了實施流程的規範性。”

  是否所有的案例都適合開展賦權?陳柏強表示,實際上《實施方案》有科學的指導意見,強調賦權的成果應當“具備權屬清晰、應用前景明朗、承接對象明確、科研人員轉化意願強烈等條件”,而這些也正是“柔衞甲”案例當初所具備的條件。

  “賦權激勵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應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切忌搞‘一刀切’。”陳柏強希望,參加試點的40家單位要準確理解賦權的精神實質,帶頭將好事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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